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代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

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荒马乱、藩镇割据或者王朝更替的时代，自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

文学不等于生活，这里掺入许多作家想像的成分。

但史书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不也掺入史家主观评价的因素？

而很少考虑‘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时间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

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史书迷信’，以为‘史书’就是‘历史’本身。”

“大胆！”

“胡说什么！”

“要尊重客历史。

不要信口雌黄！”

邓铮话音未落，农黎等好几人便争先恐后地出言呵斥，仿佛他刚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语一样。

倒是在座不少专业搞历史的或若有所思，或暗自点头。

同学们一看有大争议，精神齐齐一紧。

媒体记者则是极为兴奋激动，噼噼啪啪。

咔嚓咔嚓，键盘声与快门声齐飞，生怕错过任何一点细节。

邓铮不理农黎他们，自顾自道：

“……尽管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所著《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司马迁照样有自己**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

选择‘不轨于正义’并为当朝所诛死的游侠作传，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代主潮意识型态的价值取向？

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

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者何如！

其言曰：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盖有激也，此与〈货殖传〉同意。

此前的秦观、晁公武，此后李慈铭、蒋智由，都有类似的说法，都强调遭李陵之难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的潜在影响。

当然，也有相当不同意者，譬如班固的司马迁传赞>,就认为《史记》确是实录。”

容茂实听得心里直卧槽，特么怎么好话赖话正话反话全让你给说完了？

你到底想要怎样……我们还要找茬啊！

而台上，邓铮顿了顿，又道：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实录’并非有闻必录，‘有激而作’也不是发洩私愤。

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包含史实与评价两大部份，只不过评价往往隐含在事件的叙述中因而不易觉察而已。

回头再看何以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就很好理解了。

班固虽袭《史记》体例作〈游侠传〉，可在司马迁传赞>中已批评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后世文人也有讲得更不客气的，如《史记辨惑》中就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几于无谓矣’，既非‘以善恶示劝诫’，也非‘以技能备见闻’。

可见史家之以为无可述，不等于就不存在，东汉以后游侠未必就真的魂消魄散，只不过不再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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