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

《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ri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

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

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

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ri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

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

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

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

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ri而更”。

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ri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

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zhongyāng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

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

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

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

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xing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

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

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

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

凡zhongyāng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

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

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

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

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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