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和欧阳修对曹太后说：“您侍候先帝仁宗这么多年，天下谁不知道您是一个又贤德、又宽厚、又仁慈、又通达的人，为什么现在会和儿子过不去呢？

他是个病人，您不至于和他一般见识吧。

难道您希望别人象议论天下其他继母那样去议论您吗？”

又对赵曙说：“自古以来，天下贤明的君主不计其数，人们为什么唯独称颂舜为大孝子？

难道其他人都不孝顺？

当然不是。

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是很平常的事情。

如果父母作的不好而子女依然孝敬有加，那才值得称道啊。

过去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您还不清楚？

您只管尽您作人子的孝心，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亏待了您。”

在他们的劝解下，两宫之间的矛盾才得以逐步缓和。

这一番调解，也展现出了韩琦和欧阳修的智慧与忠诚，在他们心中，维护皇室的团结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治平元年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赵曙终于开始亲政。

可他亲政才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他提议讨论他生父的名分问题。

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

这看似简单的一个提议，却引发了北宋史上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濮议”事件。

治平二年农历四月初九，韩琦等再次提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赵曙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

这一下可就炸开了锅，朝堂上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赵曙应该称生父濮王为皇考，另一派则坚决反对，认为赵曙既然过继给了宋仁宗，就应该以仁宗为皇考，熟悉明史的朋友们应该熟悉，这不是嘉靖帝的“国本之争”

？

结果呢，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这场论战背后，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分问题，还涉及到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博弈以及儒家礼法的争议。

《宋史》虽未明确记载此事的详细辩论过程，但从后来的结果也能想象到当时朝堂上的激烈场景。

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在垂拱殿共同议事，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赵曙特意将他召来商议，最终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

到中午时分，太后派宦官送来一份封好的文书，打开一看，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还多了太后的签押。

赵曙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召来宰相与执政们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稳定时局，最后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

这一事件，让赵曙在朝堂上的威望受到了一定影响，也让他看到了朝堂局势的复杂。

在处理完“濮议”事件后，赵曙并没有停下他改革的脚步。

他深知宋朝当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冗官现象严重，这给朝廷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于是他下诏延长官员的转职升迁年限，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能看出赵曙想要改革的决心。

同时，他继续任用宋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对一些弊政进行改革，还广纳人才，为国选贤，选拔了一批才行之士充实到官员队伍中。

除此之外，赵曙还十分重视文化的发展。

治平三年，他命司马光专修《资治通鉴》，为司马光提供了人力、物力保障。

司马光也不负所望，全身心投入到编写工作中，这部巨着耗费了司马光大量的心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可以说，赵曙这一决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对赵曙不公。

治平三年十一月初八，他再次生病，这一次病情十分严重。

在病中，他依然心系国政，有一天他对太子赵顼说：“按照国家的旧制度，士大夫的儿子有娶皇帝女儿的，公主们都因身份高贵而避开公婆的尊长地位，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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