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能接受。

这念头像一颗烧红的弹头，猝然嵌进他思维的夹缝里，烫得他浑身一颤。

他不能，绝不可以。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调试、亲手校准、亲手让它们恢复呼吸的精密设备，毁在一个只懂权术、不懂技术的“上级”手里。

那是两台德产的精密镗床，是工业的脊椎，是战争的眼睛。

他，秦康，总工程师，对这些钢铁巨兽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偏执。

这种偏执，早已超越了图纸与公差，超越了组织纪律那几条干巴巴的条文，甚至超越了个人安危的算计。

它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宿命，一种神圣到不容玷污的使命。

在他眼里，机器不是死物，它们有脉搏，有体温，有灵魂。

它们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是他在这破碎山河里唯一的骄傲。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哪怕是打着最崇高的旗号，来伤害它们。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雪光，惨白地涂抹在桌角的图纸上，将那些精密的线条映得如同冰裂纹。

他站起身，身下的木椅发出一声干涩的**，像是忍受不了这沉闷的压迫。

他开始踱步。

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一步一步，沉重而焦躁，像他胸腔里那颗疯狂擂动的心脏。

他想起了车间，想起了那些沾满油污的工人，那些质朴、憨厚的脸。

他想起了段平，那个总是傻笑的学徒，递扳手时永远稳准狠；想起了关明，那个眼神冷峻的车间主任，平日里话不多，但站在机床前，那股子沉稳劲儿让人心安。

他们是懂机器的，是和他一样把命系在齿轮上的人。

他知道，自己不能坐视不理。

如果按高飞的指令办，按那种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坚守”方案办，这些机器必毁无疑。

它们会被炮火撕碎，会被严寒冻裂，会成为一堆毫无价值的废铁。

那不是坚守，那是谋杀。

一个大胆，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像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孤灯，微弱，却执拗地不肯熄灭。

既然高飞的指令是错的，那他就得纠正。

这无关权力，只关乎技术。

这是技术上的纠偏，也是对信仰最实在的负责。

他要亲自指挥转移。

他要用自己这双摸透了钢铁脾气的大手，确保这些“孩子”毫发无损。

至于高飞反复强调的“坚守。

惑敌”，去他妈的迂腐教条！

那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里子？

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保护，不是这种虚头巴脑的、自我感动式的牺牲。

机器没了，拿什么去造枪炮？

拿什么去支援前线？

拿什么去迎接那个他们念叨了无数遍的新中国？

他走到墙角的电话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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