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的船队还未入城，只是停泊在城外的运河码头，那份繁华就已经扑面而来。

运河两岸，货船层层叠叠，几乎将河道堵塞。

码头上的苦力喊着号子，将一包包的丝绸、一箱箱的瓷器、一捆捆的茶叶搬上船。

岸上，商铺林立，酒旗招展。

南来北往的客商，说着各种不同的方言，在街上穿梭。

这种景象，与北方的粗犷开阔截然不同。

它更加精细，更加富庶，也更加充满活力。

从泗州开始，李越就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人多。

不光是城市里人多，店铺里人多，码头上人多。

哪怕是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也能时时看到三五成群的农人。

这种人口的密度，是除了长安和洛阳之外，北方任何一个州府都无法比拟的。

这就是江南。

大唐未来的钱袋子和粮仓。

李越看着眼前的景象，眼神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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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越的船队抵达苏州，准备对江南的膏腴之地进行更深入的探查时。

数千里之外的京城长安，一座新落成的三层高楼矗立在西市最显眼的位置。

楼上高悬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巨大牌匾，上书五个大字——北绒商号总号。

这是当朝国舅，赵国公长孙无忌的产业。

商号的二楼雅间内，陈仲永和他的父亲陈老根，正襟危坐。

他们的对面，是北绒商号的大掌柜，王福。

王福年约四十，面容和善，在他们三人中间的桌案上，铺着一张新式竹纸写就的契书。

王福将契书往陈家父子面前推了推。

“陈公子，陈老丈，契书的内容二位再看看，若无问题便可画押了。”

陈仲永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张契书上。

这张契书在此时空，是整个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供销合同。

它规定了标准化的工业产品，明确了月度产能，锁定了长达五年的供货价格和采购价格，这标志着大唐的商业模式，正在从简单的商品买卖，向着更复杂的供应链管理方向进化。

契书上写得很清楚。

北绒商号，作为甲 方，需每月向乙 方陈氏毛衣作坊，提供不少于三千斤的优质羊毛。

价格为每斤四个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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