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这里面，可避风雪，工作量也轻省得多。

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抱出去使它通风，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

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其中就有杨秀玉。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

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

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

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我和杨秀玉，渐渐熟识起来。

我认为此人也不坏，她的职业，说起来是骗人的，但来找的人，究系自愿。

较之那些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谋图一点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吧！

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另一位女同志，是过去的同事，但因为她现在是菜窖负责人，对她说话就要小心一些。

因此，总是在这位同志出窖以后，我们才能畅谈。

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





她说，这是她家祖传，父亲早死，她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她请了一位师父，年老昏庸。

不久就抗战了，她随母亲、舅舅逃到了衡阳。

那时她才十三岁，母亲急于挣钱，叫她到街上去吆喝着找生意，她不愿意去。

她恳求母亲，给她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

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

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





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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