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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质的变更；慈禧本人，又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更呢？

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见解：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条件，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

原时空，“同光复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心到处所，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

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

这个说法，是守旧派能够吸收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高低工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

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委曲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

以中国体量之巨，文明制度惯性之大，在没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农业国成功演变为近现代产业国——可以学习的条件下，慢慢摸索前进，几乎是必定的选择。

我们没有可能不支付不断试错的代价。

不然，即便慷慨向走对了，可假如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不但会扯着蛋、撕着胯。

会摔跤、翻车。

甚至会一个收掣不及。

滚下悬崖，粉身碎骨，再无翻身之日。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不要太多。

关卓凡创造，二十一世纪，多少在网上痛斥晚清统治者“丧权辱国”的愤青。

骨子里实在守旧得可怕。

不要说改革制度了，就是一个称谓、口号的变更，都能够引起他们展天盖地的反对。

理由嘛，说到底，无非“我泱泱中华，文明器物，啥没有啊？

为什么请求诸蛮横腥膻之外夷？

恶心！”

这种口吻，和“不可变乱祖宗成法”，有任何差别吗？

这种人，假如生在晚清。

百分百会成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成为他们痛心疾首的“丧权辱国”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

混得好的话，拿来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

真心难！

略略走题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识的同时，慈禧也缺乏基础的产业化概念。

“基础的产业化概念”，大约比“真正的改革意识”还要难，关于产业化的很多概念，大多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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