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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德进京受爵，由礼部主其事。

可是，就跟两宫皇太后会见和樱天皇一样，礼部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差使。

其他的不说，单是安排杜立德在北京的住宿，便一人一张嘴，众说纷纷，莫衷一是。

最简略的方法，是请杜立德住回美利坚的公使馆。

但杜立德坚决不干。

杜立德并不以美国外交职员自况，他此行所作所为，一切以淡化美利坚公职职员身份、强化大清国一等男爵身份为要——你叫我往住公使馆，我还不如往住客栈呢。

当然不能叫人家真的往挤客栈——那样一来，那间客栈不是变成看猴戏的处所了吗？

真的应当赶紧创办“符合国际标准”的豪华宾馆啊。

礼部有人说，那么就把“杜司令官”安排到“会同四译馆”吧。

“会同四译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前明和国初，有过“会同馆”、“四夷馆”、“四译馆”等等名字，重要的差使，是翻译外语和招待外宾。

只是，这个“外”，“外语”也好，“外宾”也罢，指的都是“外藩”，就是越南、朝鲜、缅甸、琉球这一类藩属。

固然日本、波斯这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藩”的国家，也胡噜包含在里边，但总的来说，“会同四译馆”只是一个招待藩属使节、而且还是较低级的使节的处所。

这种处所，拿来招待“友邦”的高级将领，似乎不大合适。

再者说了，“会同四译馆”下边，以国别分馆，把“杜司令官”塞到哪个分馆里呢？

“暹罗馆”还是“苏禄馆”呢？

反正没有“美利坚馆”。

最后，请示过关贝勒之后，礼部决定，满足杜立德的请求，只将其视为“候任”的一等男爵。

如此，杜立德之“进京受爵”，就多了一层“等候陛见”的意思，于是，杜司令官和丁提督一起，结伴住进了冰盏胡同的贤良寺。

前文有过先容，贤良寺原是雍正朝的老怡亲王允祥的别邸，精巧干净，四围安静；另外，贤良寺靠近紫禁城的东华门，进宫方便，后来便成为专门招待进京觐见的封疆大吏的公馆。

这个处所，关卓凡住过，左宗棠住过，安排杜立德进住此地，算是“礼遇甚隆”，十分之给面子了。

杜立德固然大为满足，丁汝昌也算意外之喜。

提督固然是从一品，但清末的武职不值钱，从一品的提督，要受从二品的巡抚的节制；甚至，被藩、臬压着，也是寻常事。

提督进京陛见，身上假如没有其他的兼职，是没有资格进住贤良寺的。

这样说起来，丁汝昌倒是沾了杜立德的光。

穿越而来只为你崇祯七年

安置下来之后，杜立德可没闲在亭台馆榭之中，而是立马就拿着新制的“手本”和“名刺”——同中国官员的一模一样，穿着玄色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由翎顶光辉的丁提督陪着，施施然出门“拜客”了。

杜立德一共拜见了这么几位中国官员：恭王、关卓凡、朱凤标、文祥、万青藜、曹毓瑛、郭嵩焘。

关卓凡和杜立德算是“战友”，杜立德“进京受爵”之幕前幕后，都由关卓凡一手把持，杜将军访问关贝勒，不过走个过场——当然，借见面的机会，吩咐一番，把“相干工作做得再细一点”，也是必要的。

其他几位访问的对象的选择，都有讲究。

恭王和关卓凡并为首辅，同时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文祥兼着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郭嵩焘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杜立德虽不肯自居外交使节，但他的事情，在中国毕竟属于“洋务”的领域，而中国的“洋务”，在中心层面，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负责。

访问首辅，是礼貌；访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的主事者，则扣着“洋务”，算是题中应有之义。

曹毓瑛是兵部尚书，杜立德是现役军职，访问中国的兵部堂官，“单位对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朱凤标是武英殿大学士，万青藜是礼部尚书，杜立德访问这两位，可就匪夷所思了。

朱凤标和万青藜本人，更是大大出乎意料。

可负责通知此事的军机章京带过来的理由却令人无法反对：杜立德“进京受爵”，主其事者正是礼部，当事人访问“招待单位”的“主管领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万青藜瞠目以对。

朱凤标也晓得了为什么自己要和洋鬼子会见了：礼部“管部”的大学士，正是他朱中堂。

这个别扭啊！

双方会见，该如何见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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