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开始做出撤离的准备，派出伏罗希洛夫元帅赶往张掖面见陈海松，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希望他率领绥远化、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目标任务到底是什么？

如何去实现并不清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走苏俄道路的思想在相当多干部中存在。

认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是独特的，中国的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从经典里找出路、照搬苏联经验、沿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闭门造车都是不对的，应该走到群众中去从民众的创造性活动中汲取营养，总结提炼各根据地的经验，丰富我们的智慧、完善我们的制度、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

周恩来建议大家首先去河西、河套转转、看看。

这正合的心意，去年他和朱德、叶剑英冒着风险去了一趟刚刚收复的沈阳。

送张国焘上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虽然陈海松去了武汉。

他还是被东北迅速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和主力部队的实力深深地震撼，这已经是他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正面碰撞下建立、巩固、发展起来的第五块根据地，异军突起的陈海松连续创造神奇已经不能用侥幸来解释。

他的宽阔视野、主动向敌人薄弱环节进击、抢夺战略要点和工矿产地的进取意识，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工业建设、民生建设的一整套不国不共不中不外的理论做法，无不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让中央苏区出身的各路将领、干部相比之下黯然失色。

为什么会这样？

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带着探究的目的，从东北返回时他去了包头，随后又去了张掖，饱读史书的相信胜利者绝不是上天的青睐而是正确的路线策略和扎实的准备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如果没有按照刘基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去做，很有可能像张士诚、陈友谅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中国革命除了崇高的理想更需要针对性的战略、具体的策略方法去积累威望、赢取民心、扩充实力，陈海松的探索无疑具有启发性和示范引领作用。

回到延安，他开始整理自己思路，反复对照陈海松留下的河西、绥远、东北、晋察冀、冀察热辽根据地所奉行的相似的政策，都强调党的纪律、重视组织建设、强化干部的学习、部队技能提高，都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府，都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部署，都有独立的兵工厂、工业基地、铁矿煤矿，大量接收中外移民，都通过法律法规鼓励地方重视教育、改革陋习、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植树造林、种粮养殖多种经营。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立足于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础，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引下，围绕着民生完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军队强悍的目标。

努力提升党的自身素质。

摆脱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小农思想、军阀思想的侵蚀。

建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民主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推行社会改造、刺激经济、遏制传统陋习、规范社会行为，从而提高党管理社会、经济、民生的能力和作战指挥水平。

这和陈海松过去报告中提出的奇异思想一脉相承，人以为理想，却不能幻想着一夜间进入，他的实现是在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时的自然结果，绝不应跟夺取政权等同起来，即使夺取了政权还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探索、总结、调整、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

需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应该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脉相承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前者总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升华，绝不是打倒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建立起来的，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当前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针对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等具体的人和阶级，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传统观念，革命的目标是探索出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替代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消除阶级压迫官员贪腐、消除土地集中造成的整体贫困，跟上时代的步伐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政府体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法律体系、门类齐全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彼此关联相互促进的民生体系、精干强悍敢打必胜的军事体系。

而这个新制度、新体系的确立不是无产阶级白手起家可以实现的，需要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的整体参与，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去重新整合社会资源。

党的领导就是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以宽广的胸怀给所有的人提供施展能力的机会、得以发展的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

否则我们的革命就成了简单的复仇行为，会失去主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人为地设置了前进的障碍、增加了敌对情绪与革命的难度、减弱了革命的实际效果。

是应该避免的。

雄才大略者无不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人，岂会看不出这些策略的实用性，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的方法都应该加以总结归纳、理论化、政策化予以推广。

只是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一旦上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意味着否定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党所坚持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就意味着从此中国将走上不同于苏联、违背共产国际宣言精神的改良主义道路，自然要让其他人有一个理解的过程。

再一次来到张掖，已经不再怀疑，而是广泛地和中央领导、地方官员一起分析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找出其内在的原因、目的。

恰好黄颂英、武廷飏率领的浙江经济考察团，翁照垣、何子渊率领的粤东工业参观团来到张掖，面对着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河西，感慨震撼之余同样充满了不解和疑惑，希望得到启发的他们也参加到这些问题的思考当中。

土生土长、乡绅出身、经过商当过官、参加过民主革命的黄颂英、何子渊等人没有苏联理论的影响更能理解陈海松各种行政举措的意义，两地推出的社会经济政策跟张掖实行的基本相同，似乎更加温和一些，以江南的自然、人文条件认真去做肯定会走到河西的前面。

已经76岁依然身体健硕的黄颂英从小习武，又在日本学习体操多年，参加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策动兵变控制温处两州，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谋划革命，北伐胜利后回家乡办教育搞实业，始终不理解有那么多革命者奉献家财支持的国民政府怎么改变不了贫穷落后呢？

经过与陈海松的探讨他们才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源自于社会制度的束缚，包括他们这些早期的革命者全都是努力维护着家族的利益、维护着传统礼教对乡村的统治、维护着土地制度不受破坏，反对满清、袁世凯、北洋政府也仅仅是保证本阶层利益不受冲击。

支持蒋中正也是希望同一个利益集团里的他及国民政府维护这个传承千年乡绅得益的社会制度。

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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