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无法理解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这样的革命就能打倒军阀、驱逐列强、富强中华吗？

他的疑虑反映上去以后，受到临时中央李立三的严厉批评。

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王明等人根本不了解前线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实际，把广州起义失败的罪责强加在他这个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头上，无理指责、组织处理。

那时候的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执行机构，许多问题要到莫斯科去处理，他千辛万苦赶到莫斯科不容他辩解就被被共产国际冷落、开除党籍。

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刚烈的人，愤然出走德国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

一边研究军事理论一边积极在国共两党之外探寻实现革命理想的道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央考虑到新四军的特殊性，需要一位知名的党外将领来领导这支孤悬敌后的人民武装，想到了这位名将，周恩来当年路过德国时曾去看望过叶挺，推心置腹地做过深谈。

给孤独苦闷的叶挺以极大地安慰，发自内心地敬重周恩来。

经过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劝说，经过蒋介石的认可，出任改编后的新四军军长。

能够为国家出力让纯粹军人性格的叶挺很开心。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陪同下意气风发地来到云岭军部，受到项英、陈毅、袁国平、张云逸、谭震林等老战友的热烈欢迎。

开始时北伐名将的光环和中央的礼遇让他拥有足够的话语权，频繁游走于武汉、南昌，出入军政部门为新四军落实编制装备、军饷被服，接见民众团体和爱国华侨为部队筹集经费，为新四军的组建、编练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军长生涯越来不开心，作为党外人士他无法参加新四军党委会。

而按照军队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管理模式，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党委讨论，他做出的决策自己无法参与讨论加以说明，往往被否决还不知道原因理由。

中央来电、各种指示都属于‘机密’他无权了解。

也无法和中央直接沟通，只得和战区司令部、国民政府军委会保持联系，致使他更多的听命于指挥系统。

作为一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旧式军人，身上保持着许多旧军队的习惯，仪表堂堂、军容整洁、讲究排场、出门乘马、前呼后拥。

走到哪都背着一架照相机，休息时卫兵给打伞遮阳，聘广东厨师开小灶，交游广阔、宴请不断、开支很大。

这让在山里吃糠咽菜十来年的干部战士很看不惯。

尤其与剃着光头、普通士兵服饰、与战士们同吃大锅饭、出操训练摸爬滚打的项英政委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他曾经中途脱党革命的坚定性受到质疑。

威信下降，军部上下没几个说得来的知心朋友。

让他很孤独、很苦闷。

过江以后，中央考虑到新四军部队战斗力低下，要求新四军深入乡村山区发展根据地采取游击战，避免正面作战，与叶挺正规军人的作战理念相背离。

他赞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反对项英等人一味以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暗中壮大实力为借口龟缩在指定防区内拒绝大规模运动战的做法，提出许多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均被否决，让他很失望，认为自己在新四军中只是个摆设，毫无用武之地。

再次犯了倔劲的叶挺，跑到武汉提出辞职。

把新四军党政不和的矛盾暴露出来，军队独裁、不尊重将领、消极避战等谗言四起，被蒋介石利用，新四军的补给更加困难。

虽经周恩来劝说返回，但造成的影响和裂痕已经难以弥合，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他正准备再次离去时，项英转来中央急电，新四军配合第九战区指挥，军事行动由叶挺军长全面策划实施，直接与陈海松联系。

要求全军上下团结一心，坚决执行陈海松司令员的战役部署，在武汉会战中建立功勋。

随后参战部队、集结地点、作战任务等相继下发。

叶挺难得地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通过下发的作战部署看得出部队在陈海松指挥下将有重大战略调整，新四军可以酣畅淋漓地进行一场大规模进攻作战。

他欣喜之下马上发挥军长权威，下达了作战计划，没想到这次一向作梗的政委也全力支持，顺利集结了兵力。

通过与陈海松每天几次的电报联系，他感受到这个高级将领远超新四军干部的思想、气度、能力，在对夺取安庆的战役具体谋划中他才发现八路军部队有着多么雄厚的实力，有着多么大胆的作战方式，对他造成极大震撼，他下决心要好好看看他们的作战。

赶到罗岭不久一名提前潜入安庆侦查的特种兵就找上门来，详细介绍了安庆城防、机场、码头、司令部、兵站、领事馆、宪兵队、特务队等主要攻击目标的方位、必须优先解决的目标、数量、路径，画出了细致的平面图，为部队分层次精细作战创造了条件。

四十多架大大小小的飞机呼啸着从罗岭上空掠过，虽然红红的圆圈煞是刺眼，但他知道那是八路军空军的飞机在伪装偷袭，心里说不出的自豪和激动。

天黑后，在特种兵的带领下进入宽阔的机场时，更是感觉像是在梦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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