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

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

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

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

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

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那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

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

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

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

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

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

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

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

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

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

[79]

军饷应当由户部（财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祯年间，除了每年应收的钱粮赋税之外，还加派“辽饷”（指定用于对付满清的军费）、“练饷”（指定用于练兵），两项军费的加派在崇祯末年每年超过二千余万两。

在崇祯初年，当会少一些，但也不至于对锦州、宁远的国防部队欠饷达四个月之久。

锦宁前线是当时最重要吃紧的国防要地，别的地方可以欠饷，锦宁前线万万不能欠。

公家库房没有钱，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却多得很，紧急关头，向皇帝暂借私房钱，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但崇祯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

据《明季北略·卷五》载，当李自成在山海关外打了败仗而匆匆逃离北京之时，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这样大笔银两，借出来发清欠饷，何乐而不为？

士气大振之余，还可进而克复辽东，同时赈济灾民，减弱“流寇”的力量。

把几千万、几万万银两积在内库之中，不知又有什么好处？

宁远兵变索饷，后来以七万两银子解决，可见发清欠饷，并不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

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五百两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锭只有十两，一共也有接近四亿两的巨款。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

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

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

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

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

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

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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