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

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

这倒是跟法家一样。

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

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法家之治为刑治。

结果怎么样呢？

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

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

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

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

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

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

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

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7]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

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

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

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

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8]

这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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